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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首席評論
　　□陳傑人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，讓集體所有土地的相關權利能夠直接進入市場。這是1978年農村土地改革以來，中國又一次具有突破意義的土地制度調整。如果有關制度得以落實，不僅將帶給廣大農民更多福音，而且有助於極大緩解拆遷矛盾，促進市場公平。
　　根據我國法律規定，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。但在建設開發中，法律又規定，只有國有土地才能進入開發市場，如果農村土地要進入開發環節，就必須先通過國家征收後，再掛牌出讓。由此，便產生了無數拆遷矛盾和鬧劇，即便一塊土地能夠通過開發升值很多，土地原權利人未必得到太多實惠。
　　這次改革政策，有望徹底改變過去農村土地在開發市場望洋興嘆的局面，使農民這一最重要的財產權利得到很多衍生和升華。
　　但問題是，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，會對某些方面的利益形成挑戰。落實過程中遭遇阻力和障礙在所難免，其中一大阻力，或許就來自地方政府，尤其是基層政府。目前，某些基層政府的重要財源之一，就是通過徵地拆遷並向開發商提供土地，從中賺取巨額差價。倘若允許農地直接入市參與開發，無疑會斷了基層政府進行土地交易的財源。
　　中央全會對農村土地權制度的完善，畢竟還只是一個執政黨的政策選擇，要使這一決策落實，亟須通過修改法律的方式，使這一決策迅速成為國家制度。
　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中央的這一決策，有可能在地方政府引起某些焦慮，一些地方官或許會以自己的所謂實際情況為由，為這一決策的落實設立一些阻礙。因此，立法部門有必要修改相關法律，使農村土地獲得相關交易權和其他相應權利。
　　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，配合政策實施，有關制度也應做出相應的調整。比如土地儲備制度，特別是其中征收農村集體土地納入國有儲備土地的制度，是否儘快調整，值得有關方面考量。同時應當明確，除了因為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公共利益，各級政府不應再為商業開發征收農地，而是讓農地的所有權人和開發商直接談判，確定地價和交易方式。
　　此外，還必須考慮到一個情形，那就是農村集體土地獲得入市權後，要防止開發商低價引誘農民簽訂合同。所以，要借鑒分類基準地價制度，對農村土地進行基準定價，使開發商沒有機會以小利益引誘農民賤賣土地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農村土地制度的重大改變，要預防出現農村的盲目開發潮。有鑒於此，包括城鄉規劃法在內的相關法律，也應加強對鄉村地區的規劃指導和規範，強化鄉村建設的規劃管理，使農村土地不至於因為一時的交易誘惑而陷入無序開發的亂象。
　　在完善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同時，失地農民安置政策的變化也應納入考量。過去，國家考慮到失地農民的生計保障，通過國家補貼和其他政策，給予失地農民基本的生計條件。而將來，如果允許農地直接進入開發、交易環節，那就應該考慮到交易的利益性，而讓農民適當承擔起養老等責任，這樣才能更顯公平，也讓農民增強責任感。
　　總之，農村集體土地權利的內容變化和制度調整，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全局的大事。政府在落實這個政策的過程中，既要考慮到農民權益的保障，也要考慮到防範濫用權利。通過多方完善和具體制度設計，使這一制度惠及廣大農民和中國社會。（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員）
　　陳傑人　　（原標題：落實農民集體土地權改革須防地方阻力）